[国际关系]现代版农夫与蛇----回想日本关东大地震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也展开援助。这次地震损失惨重,死亡14万多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一亭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
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王锦思收藏的反映中国援助日本关东地震的报纸介绍:政府为救济日本此项奇灾,三日曾开特别阁议,其下令拨款与通电全国,劝解义囊。并着由海军李总长,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并电上海总商会召集巨商及慈善机关,设法捐助大批款项汇东急赈。闻总商会已议定派商船十支,载运食物、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
不过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散布 “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军队、警察和市民杀害了6000名朝鲜人和600多名中国人。
关东大地震的发生,让日本天皇也受到了震动,皇族成员死了三个,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化为灰烬。日本人大感国土之狭小,国土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要开拓生存空间。吞并朝鲜以后,日本瞄上了近邻,大而孱弱的中国,而且特别对中国东三省情有独钟。因此,巴结东北军阀张作霖,妄图染指中国东北。后来,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东北被日军占领,先后建立了不少移民村。足以证明日本侵略和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今天日本东北部太平洋地区发生强震,损失远不及当年之关东,政府也第一时间表示关注。但看到圣母桑和JY桑们如丧考批,居然喊出“以德报怨”,争先恐后当那愚蠢的农夫,足见亡国胚数量之众,遥想抗日战争中伪军人数超侵华日军总数还是有道理的。
人道援助还是应该的,另外日本应对地震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发现有些人对日本地震比死了亲爹还难受,实在是理解不能。 知道1937年中国发生什么吗?
上半年,长江大洪水,中国工业重镇武汉被大水泡了三个月,整个长江下游一片糜烂。
中国的精华地区,工业区几成泽国,本已贫弱的中国更加衰弱不堪。
下半年,918事变,曰本趁着中国衰弱,开始全面侵华。
古代国人的华夷之辨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国人总是幻想着每个人都是有道德的,自己帮助了他人,他人就会感恩。
经过几千年的被人欺辱,居然还有这种思想,真是古怪。
事实就是你就是帮助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感恩,农夫与蛇的故事此刻在上演着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曰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曰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曰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曰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曰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作家*到曰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在中国*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曰本人的良心观.曰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曰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曰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曰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曰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曰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曰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曰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曰本店铺里,曰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比曰本军人还血腥
曰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曰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曰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曰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曰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耻感文化发展到了极至,就是曰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曰本武士的切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切腹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里深挖,露出五脏六腑,待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切腹者在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切腹者无法结束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所以,血淋淋的切腹仪式就是一种自我摧残的酷刑,它要表现的就是武士道倡导的武士“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中,曰本兵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战争中的日军行列里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日军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曰本人确实是一个经常在寻找捐躯目标的民族,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天皇,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曰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在曰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
耻感文化把曰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曰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不仅如此,连整个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后的生命,就等同于死去,甚至比死去还糟糕,所以,一些曰本伤兵在被俘后还会去自杀。美军攻占*时,4万多名日军覆灭,岛上还有万余名曰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是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曰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曰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曰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此话也许有点过激,但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像曰本人这样使人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
经济上崛起的曰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到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曰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又能知道,这支曰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飙呢?
如果不盯紧曰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曰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曰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曰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曰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1_334:}谁说的,俺就很高兴! 韩国去曰本救援只派了5个人2条狗的救援队,到了东京后,狗就跑丢了一只,现在那5个人在找狗。 此一时彼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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