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地是哪个“南阳”

大周

　　河南文化产业网讯:由于新《三国》的热播等原因，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近日又起纷争。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薪去汤才能止，汤止水才能清，我们只有回归到东汉至西晋时期对“南阳”一词本身的认知中，才是解决和确定诸葛亮躬耕地这场旷日持久纷争的唯一的途径。只要“躬耕于南阳”这句话不被否定，诸葛亮躬耕地和刘备的三顾地在宛城就是可以确定的了。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南阳，持南阳说的讲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而持襄阳说的则认为这个南阳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二)诸葛亮躬耕于邓县，邓县归南阳郡管辖；(三)宛县为曹魏集团占领，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四)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许多名士师友，他的亲属也全都居住于襄阳。这些观点最后发展到了对南阳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襄阳一带”。“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以至于武断地说，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希望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寿写《三国志》时没有想到诸葛亮的影响在后世会如此之大，因一个地名会争得如此激烈，否则，在此语后加上“宛城”或“隆中”、“襄阳”等字眼，也就不会再有今天的争论了。但既然已经如此，《三国志》只告诉了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今天去解读诸葛亮的躬耕地时，也只能从这一句话切入。我相信，诸葛亮本人和随后的陈寿先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之所以这么讲，在当时，即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南阳的地理概念应该是很明确的，是不会引起歧义的。只是后来人作注释时，模糊了这个概念，引申出了新的分歧。应当指出：“襄阳说”的主要理由之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准确，《后汉书》、《三国志》就从未有过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任何记载，只是《三国志》问世后的百余年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的：“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之后，才以讹传讹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观点。这也是目前“襄阳”、“南阳”两说学者纷争的主要起因。所以，我们今天重辨这个问题时，应排除汉晋以后相关此事所有有争议的观点，釜底抽薪，让历史回归到没有争议的汉晋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后世两说均认可的史料中去，根据其行政区划的沿革，重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辨南阳究竟是指何处?

　　既然我们的切入点是“襄阳”、“南阳”两说学者都肯定的“躬耕于南阳”这句话，那么，东汉三国时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于南阳?在当时的典籍中，南阳和今隆中地区是否同一个地理概念?在《三国志》同期的史料中，能否证明南阳指的就是宛城?就成了解开这个悬案的唯一途径了。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

　　一、东汉末年，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今隆中是否属南阳郡？《后汉书》记载的阿头山是否今日襄阳的隆山或万山？

　　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南郡均属荆州。《后汉书·郡国四》载：南阳郡，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三十七县。南郡，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一，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四。辖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邔、宜城、鄀、临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南阳郡、南郡隔汉水相望。张衡的《南都赋》讲：“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就是南阳郡的地理状况，也是南阳名称的来历。就连提出隆中说的襄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郧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襄阳县城西20余里，居汉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而在《后汉书·郡国四》的南郡条下载，南郡辖17城，襄阳是其一，书载“襄阳有阿头山”。《后汉书·岑彭传》：“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即此。今襄阳城西无阿头山之名，只有万山即隆中山，隆山是阿头山的后起之名，隆中即隆山之中。可见，此时的襄阳县不属南阳郡，今隆中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县阿头山。因为我们从《三国志》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隆中这个地名，同样也找不到阿头山属南阳郡管辖的任何史料。而隆中一词最早出现是东晋的《汉晋春秋》。至于“襄阳无西”，“南阳郡邓（城）县与南郡之襄阳县是以襄阳城西十一里之万山划界”的说法，则是后人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郡县分界推演出来的，这些后世的史料目前均无法推翻“襄阳有阿头山”之史实。

　　其实，从地图上看，汉水是由西北偏北的方向向东南偏南的方向汇入长江的，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其东西走向只有从山都至襄阳约百余公里的一段，而南郡和南阳郡的划分也只有这一段史书上讲的最为清楚，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在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区域，两郡任何跨汉水管辖的记载西晋以前的史书中都没有。而在《后汉书》中有关襄阳纷争的记载却都是以汉江为界的，如《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这里面两次提到襄阳，即“北守襄阳”、“江南悉平”毫无疑问均包括今隆中地区。

　　的确，在南阳、南二郡以汉水南北划江而设，况且南郡先于南阳郡设立的大前提下，将汉江南今隆中的一小块地方硬说成是江北邓县管辖的立论是有悖于中国传统行政区划划分原则的，因此最近有湖北学者提出今隆中应属当时南阳郡的山都县管辖，不属邓县的新论。此说较前说有更合理的成份，但也有许多问题，后文再述。（另外，关于邓县是否能隔过山都县和朝阳县管辖今隆中地区的问题，学者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不议。）

　　二、诸葛亮写《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今隆中地区此时划归何处？

　　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书时的地名注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点《三国志》的作者也不例外。三国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203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统县八”。管辖南郡的襄阳、中庐、邔县、宜城、鄾县、临沮，又辖原南阳郡的山都和邓县。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设立过襄阳郡，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尽管关羽并没有走马上任，但在刘备及诸葛亮的心目中，依襄阳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设郡也是迟早的问题。既然襄阳20多年前已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此前不论是否属于邓县或山都县的隆中说成是南阳，就像今天的清丰、南乐县人说自己是河北人，武安、临漳人说自己是河南人一样不合情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清丰、南乐等5县属河北省，武安、临漳等5县属河南省)，这一点，在《三国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人也。”“字仲业，南阳宛人也。”“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均见《三国志》)。古人籍贯，向以郡望为主，即郡在前，县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今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的南阳混为一谈。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

　　三、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

　　陈寿（233~297年）写《三国志》为泰始十年(274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至207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年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寿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而在晋太康年间(280至289年)，三国归晋后的晋武帝分南阳郡南部的今新野、邓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枣阳、随州等县设立义阳郡，治所新野。又将建安十三年划归襄阳郡的古邓县分置邓城县，辖今樊城一带，归襄阳郡。邓县则归义阳郡。分南阳郡西南的今西峡、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县、老河口一带设南乡郡。加上原先已设的襄阳郡，《晋书·地理志》所载如下：“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其中邓城县为新置）。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百。宛、西鄂、雉、鲁阳、犨、淯阳、博望、堵阳、叶、舞阴、比阳、涅阳、冠军、郦。顺阳郡，太康中置。统八县，户二万一百。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于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前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等等(均见《三国志》)。在东汉末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而在《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阳新野人”，如邓芝的先祖邓禹为“南阳新野人”、阴识“南阳新野人”、樊晔“南阳新野人”、曹节“南阳新野人”等等。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人也从未用南郡襄阳人标注。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庞德公乃庞统之叔，他所著的岘山襄阳俗称“三岘”，包括岘首山（下岘）、望楚山（中岘）、万山（上岘）。万山即今天的隆中山，与襄阳岘山烟雨相望。而在东晋《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已“由南郡襄阳人”改为“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由此可见，陈寿以及习凿齿都是以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淯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讲，现有争议的今隆中地区即便时属邓县或邓城县、山都县，区划也都在襄阳郡和义阳郡，那么，今隆中也应随当时的区划为“义阳邓县”或“襄阳邓城”、“襄阳山都”，而绝不会是南阳。

　　试想，如果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陈寿能对《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这样与当时行政区划明显不符的错误记述视而不见吗？对前史中因行政区划变动而产生名称、归属变化的地名进行必要的注释，是史学家的基本常识。依陈寿这样著名史学家的水准是不会犯这样的遗漏的。事实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陈寿认为“南阳”就是南阳，他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没必要再注释。试观《三国志》全书，陈寿在地名使用上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还有吗？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在整部《三国志》中他最尊重的人物，又是该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存世文献《出师表》上有这样不明不白的失误呢？

　　四、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南阳能否指宛城?

　　的确，在东汉三国时，南阳是一个郡名，如《魏志·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所以，在《三国志》里，凡在南阳郡内发生的事件，具体地点多数标注的很清楚，如《魏书一》：“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张绣降，即作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等等。这里的宛，就是南阳郡治，即今天的南阳城区。但不可否认为的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后汉书·地理志》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铁官。莽曰南阳。”王莽是第一个把南阳这个名字冠于宛城头上的。自此以后，南阳一指南阳郡，也指宛城。《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同样，南阳与宛城以及襄阳与州治荆州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魏书六·刘表传》：“是时山东兵起，(刘)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刘)表(荆)州，使坚攻表。”这里的襄阳一个地名就用了两个名称，一是作为县治的襄阳，一是作为荆州治所的(荆)州。与此相对应的，袁术此时所在的宛城，仅用南阳代之。又如《吴书一·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这里的荆州就是襄阳，南阳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国时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建安二年(197年)，“(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曹操)南征，军清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魏书八》)。此传中用的是宛，但在《魏书十·贾诩传》中用的却是“张绣在南阳。”

　　与此相类同的是，时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吴书二》载：“(吕)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吴书九》：“后(关)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人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另，《三  国志》中多次提到的荆州，以及后人广为流传的“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荆州，也是指当时的州治襄阳、江陵等地，而非荆州全境”。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南郡等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地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

　　在上述史料中，做为郡名的南阳、荆州、南郡等常与具体的属地县名如：叶、穰、舞阴、昆阳、襄阳、公安并列使用，所以，在史书中大量郡名的使用已不是泛指整个郡境，而是具体指郡治所在地。如前文中的“汉兵起南阳，至昆阳。”“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这些记载，不用注释，谁都知道是从郡治宛城到的昆阳和叶县。如果依“襄阳说”，“南阳”就是指南阳郡全境，宛城才是今南阳市区，隋以后两名才可以互替，那《后汉书》和《三国志》就没法看了，难道汉武帝“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还需要考证是从南阳郡何地发兵吗？所以，“襄阳说”认为隋改宛县为南阳县是宛县历史上第一次以“南阳”为名的观点是不对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不会只用南阳一词替代。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如果找不到，那么“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离奇的结论，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测，要么就是伪证。

　　五、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也提到了南阳，这个南阳是指宛城无疑。

　　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年），《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千年？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

　　当然，《后出师表》也有真伪之争，但《后出师表》最早却是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伪托说认为是诸葛乔（204~229年）写存，诸葛恪（203~253年）钩致，这两人是诸葛亮的侄子，均与诸葛亮同时在世，不论真伪，他们与诸葛亮在南阳地名的认知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另外，裴松之认为《后出师表》出于张俨《默记》，张俨与诸葛亮同期稍晚，做事严谨，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后人伪托，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收进《默记》。当然，《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也好，与他同期在世的诸葛乔、诸葛恪、张俨也好，对两表中均使用的“南阳”一词都没有歧义。所以，“襄阳说”要否定《前出师表》“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是宛城，就必须首先否定《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也是宛城，否定《后出师表》，否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千古名言。否则，前后出师表中的“南阳”之记载在“襄阳说”中的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六、假设今天的隆中地属南阳郡邓县，那么在《三国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阳代替，或暗指呢?在诸葛亮眼里，近在咫尺的襄阳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按一般的习惯，生活在大城市辖区内的边远小县的人对外声明自己的居住地时，可以只说大城市名或大行政区名，就像一个在今天淅川县工作的人可以讲自己是“南阳人”一样。但问题是，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并非是个边远小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就有“楚之北津戍”之名。上通秦陇，下控汉沔，东瞰吴越，西遥川陕，历为“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的南船北马交接之地。东汉灵帝崩，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治所由汉寿徙至襄阳。从此，襄阳地位愈加重要。刘表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在《三国志》中，凡是关于襄阳的记载都非常明确。如《魏书二十六》：“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魏书十四》：“关羽围樊、襄阳。”《吴书·鲁肃传》：周瑜在病危之际给孙权的遗书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计划，襄阳地位与巴郡相等，是周瑜计划在汉江以南与已占领南阳的曹操相抗衡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三国志》中，连襄阳、樊城距离这么近的城市都分得清清楚楚，襄阳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到了诸葛亮这位精细的军事家、地理学家的手里就讲不清了?不提近在咫尺的襄阳，而非要去附会200余里外的南阳?假如诸葛亮在离襄阳仅20余里的地方生活了10年，却对近在咫尺的政治经济中心荆州州治、并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襄阳城无动于衷，只字不提，那今天的襄阳人对这段历史也是应该反思的。所以，笔者认为，诸葛亮在率军出师前，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向后主刘禅追忆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样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事件时，一定是百感交集，斟字酌句，为什么非要用“南阳”和“草庐”，而不用“襄阳”和“隆中”?今天看来，絶不仅仅是一个区划归属问题，而是他对这两个地名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诸葛亮不是对襄阳没有感情，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确实不在那里，只能提南阳而已。

　　再者，诸葛亮早年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末季，战乱纷起，群雄割据，原有的行政区划早已被军阀们的实际占领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人们不大会继续遵守传统的郡县之制，只会以实际的归属或比较精准的地名来称谓自己的所在。从当时的势力范围看，以襄阳为中心的一块不算太小的区域是属于刘表的，在谈及襄阳周边地区时只能附会襄阳，即便今襄阳隆中原来属于南阳郡邓县，在当时无疑也是刘表的统治区域，如果刘表连这块仅距襄阳20里的地方都控制不了，使诸葛亮这样的名士在讲述自己生平事迹时对其视而不见，就无法称得上是较强的军阀势力。试想，假如诸葛亮真的是在远离南阳240华里，而距荆州州治襄阳仅20华里，且属于刘表统治区的地方躬耕，那么他只能称自己是躬耕于襄阳，而不会毫不含糊地说“躬耕于南阳”。

　　七、习凿齿并未说过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或三顾草庐之地，只是说隆中是诸葛亮的家、故宅。

　　我们不能否认，习凿齿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史书记载了大量不载正史的史料，补充了《三国志》史料的许多缺失和简略，同时，他也是迄今距三国时期时间最近的史学家。习凿齿(？～383)，字彦威。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博学广闻，以文笔著称。与清谈之士韩伯、伏滔相友善。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汉晋春秋》亦为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他在《汉晋春秋》中所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另外，《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正是这些记载，引发了“襄阳”、“南阳”两说的争端。后来，《水经注》、《三国演义》等根据他的记载，才逐步演变成“躬耕隆中”、“隆中对”等观点来。

　　本来，笔者所议原不打算包括《汉晋春秋》在内的有争议的史料，但习凿齿虽晚于诸葛亮150余年，毕竟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之。首先，他肯定了“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隆中凭吊孔明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孔明志在复兴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还收录了孔明的《后出师表》，对考证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不应妄加非薄。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习凿齿关于诸葛亮故居的记载，可以发现均没有“草庐”、“三顾”这样的关键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诸葛亮确实在襄阳生活过很长时间，诸葛亮生于光和四年（181年），8岁时丧父，兴平二年（195年）与弟弟诸葛均一起随叔父刘玄投奔刘表，首先到的就是襄阳，在此与许多名士游学往来，并在襄阳娶妻黄氏。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故，诸葛亮不愿意依附刘表，便与弟诸葛均又躬耕于南阳。在襄阳隆中期间，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主要也是躬耕，同到南阳以后一样，因为在当时许多未入仕的名士中，这种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隆中是诸葛亮在襄阳的家，是故宅，南阳卧龙岗是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其弟不愿依附刘表重新寻找的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讲的最为准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这一观点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取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讲的较为清楚“(徐)庶曰：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玄德如梦初觉。引众将（由樊城）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这样，习凿齿的“亮家于隆中”与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就很容易解释了。

　　这里插一个题外话，最近，电视剧《新三国》第32集与此情节相同的一场戏中，徐庶向刘备举荐诸葛亮时上述一番话却成了：“襄阳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山野名叫隆中，住着一位当代奇才……此人姓诸葛，字孔明，因住在卧龙岗上，所以又号卧龙先生。”这是比演义更演义了，南阳被彻底抹去，卧龙先生正式入住襄阳隆中。这倒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是襄阳隆中，何攀躬耕南阳？其实，接“襄阳说”的准确提法，此话应这样说：“南阳城南二百里的汉江南岸，有一片山野名叫隆中……”。当然，笔者此话说得尖刻了些，学术之争本不该如此调侃，但平心而论，如照《新三国》的戏说，“襄阳说”怎么再去圆“躬耕于南阳”这句名言呢？在这里，徐庶讲的是襄阳城外，诸葛亮却说那里是南阳，有这样的道理吗？由此可见，许多伪史大概就是这么不经意间造出来的。

　　结论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江为界，襄阳与隆中均在江南，不属南阳。同时，襄阳时为荆州治所，是一个大城市水陆码头。按人们一般习惯，总是会将距自己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作为自己生活居住地的代表地，所以居住在襄阳的人没必要去附会百余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大城市南阳。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南郡、襄阳郡、南阳郡三郡泾渭分明，今隆中已属襄阳郡。再50年后，陈寿著《三国志》时，西晋又在南阳郡和襄阳郡之间设立了义阳郡和南乡郡，襄阳和南阳愈离愈远了，西晋时的南阳郡范围很小，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南阳市区及周边几个县了。所以，《出师表》中提到的“躬耕于南阳”，从西晋以前的史料来看，所指的只能是今南阳城区一带，最起码，我们从《三国志》本身以及此前的史书中很容易就能找出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南阳是指宛城的旁证，但却找不到任何一条今隆中地区能以“南阳”代替的旁证。从这个角度看，隆中当时是否属于邓县，习凿齿以后的史书怎么记载，宛县当时是否为曹魏所在，诸葛亮的亲朋好友在什么地方，谁先建的庙，后世什么名人题过什么词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四正书屋

这些争论毫无意义，老百姓从中得不到什么。切，看他人吃饱了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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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头

这里面有学术的，也有商业的，襄阳暂时的上风，表明商业操作的胜利和对真理的嘲讽！

杨哲

真的不清楚！如果我是孔明我会去古龙钟！

模范内秀人

不用说 是我们南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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