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现代版农夫与蛇－－－－回想日本关东大地震

烟花过后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也展开援助。这次地震损失惨重，死亡14万多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一亭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
我国普陀山和许多寺院举行四十九天道场法事，念经念佛，吊祭日本罹难者。在杭州铸造完工的梵钟，至今还存放在东京都慰灵纪念堂。
王锦思收藏的反映中国援助日本关东地震的报纸介绍：政府为救济日本此项奇灾，三日曾开特别阁议，其下令拨款与通电全国，劝解义囊。并着由海军李总长，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并电上海总商会召集巨商及慈善机关，设法捐助大批款项汇东急赈。闻总商会已议定派商船十支，载运食物、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
　　 不过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散布 “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军队、警察和市民杀害了6000名朝鲜人和600多名中国人。
　　
　　 关东大地震的发生，让日本天皇也受到了震动，皇族成员死了三个，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化为灰烬。日本人大感国土之狭小，国土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要开拓生存空间。吞并朝鲜以后，日本瞄上了近邻，大而孱弱的中国，而且特别对中国东三省情有独钟。因此，巴结东北军阀张作霖，妄图染指中国东北。后来，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东北被日军占领，先后建立了不少移民村。足以证明日本侵略和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今天日本东北部太平洋地区发生强震，损失远不及当年之关东，政府也第一时间表示关注。但看到圣母桑和JY桑们如丧考批，居然喊出“以德报怨”，争先恐后当那愚蠢的农夫，足见亡国胚数量之众，遥想抗日战争中伪军人数超侵华日军总数还是有道理的。

　　人道援助还是应该的，另外日本应对地震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发现有些人对日本地震比死了亲爹还难受，实在是理解不能。

烟花过后

知道1937年中国发生什么吗？
　　　　上半年，长江大洪水，中国工业重镇武汉被大水泡了三个月，整个长江下游一片糜烂。
　　　　中国的精华地区，工业区几成泽国，本已贫弱的中国更加衰弱不堪。
　　　　
　　　　下半年，918事变，曰本趁着中国衰弱，开始全面侵华。
　　　　
　　　　古代国人的华夷之辨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国人总是幻想着每个人都是有道德的，自己帮助了他人，他人就会感恩。
　　　　经过几千年的被人欺辱，居然还有这种思想，真是古怪。
　　　　事实就是你就是帮助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感恩，农夫与蛇的故事此刻在上演着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曰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曰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曰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曰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曰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作家*到曰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在中国*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一个１３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曰本人的良心观.曰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曰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曰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曰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曰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曰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曰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曰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曰本店铺里，曰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比曰本军人还血腥
曰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曰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曰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曰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曰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耻感文化发展到了极至，就是曰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曰本武士的切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切腹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里深挖，露出五脏六腑，待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切腹者在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切腹者无法结束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所以，血淋淋的切腹仪式就是一种自我摧残的酷刑，它要表现的就是武士道倡导的武士“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中，曰本兵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战争中的日军行列里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日军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曰本人确实是一个经常在寻找捐躯目标的民族，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天皇，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曰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在曰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
　　　　　　
　　 耻感文化把曰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曰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不仅如此，连整个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后的生命，就等同于死去，甚至比死去还糟糕，所以，一些曰本伤兵在被俘后还会去自杀。美军攻占*时，4万多名日军覆灭，岛上还有万余名曰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是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曰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曰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曰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此话也许有点过激，但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像曰本人这样使人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
　　　　　　
　　 经济上崛起的曰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到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曰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又能知道，这支曰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飙呢？
　　　　　　
　　 如果不盯紧曰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曰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曰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曰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曰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tianzhikeji

{:1_334:}谁说的，俺就很高兴！

上树捉鱼

韩国去曰本救援只派了5个人2条狗的救援队，到了东京后，狗就跑丢了一只，现在那5个人在找狗。

花洲独恋

此一时彼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