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 多收了三五斗

乡里娃

刘威家的玉米已经堆积成小山。比起去年，他的100亩田地增产了近两万斤。但他此刻正在小山前踱步，盘算着明年还要不要种这么多玉米。
为了这堆玉米，这位30岁的河南省平舆县射桥镇的农民前后忙活了一个月。收割、脱粒、晾晒、运输，一套流程下来，他累得“输了一星期‘水’”。

    按照去年的价格，他本该增收4万元左右。可入秋以来，玉米价格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三成，即便今年增产不少，仍比去年少收入了3万元。

    “累出一场病，结果一来一去少赚了7万元。”刘威把手里的烟头使劲摔在地上，接着狠狠地骂了一声。

    和刘威一样，丰收并没给射桥镇的农民带来多少喜悦，写在他们脸上的多是失望和迷茫。

    不仅仅射桥镇。进入10月，河北、山东、东北等玉米主产区的玉米价格均跌至0.8元一斤以下。而去年，玉米价格是1.1元一斤。如今，刚刚拿到卖粮款的农民，开始为明年还值不值得种那么多玉米而苦恼。

    今年粮食贱，卖不了几个钱

    23日下午，射桥镇东头的收粮点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卖粮车，旁边一条10米宽的马路被堵得仅能供一辆车勉强通行。来往的轿车司机停下车，把手伸出车窗外摆动，他们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催促着这些卖粮的人赶快让路。

    这是射桥镇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热闹场景。

    机动三轮车、摩托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四轮拖拉机里满载着金黄的玉米。拖拉机巨大的噪音、讨价还价的声音、指挥倒车的呼喊声，以及传送带的马达声混杂在一起，让这个原本宁静的镇口沸腾起来。

    一些瘦弱的老人，紧握住三轮车的把手，努力驾驶着这野性十足的机器。一脚油门，三轮车像头咆哮的野兽，冒着黑烟冲向堆积如山的玉米堆。

    还在等待验粮的人趴在车把手上，面无表情。虽然车斗里的玉米比去年装得更满，但他们却懒得回头看一眼。他们清楚，“今年粮食贱，卖不了几个钱”。

    刘威也加入到卖粮队伍中。他本想等粮价涨上去后再出手，但持续下跌的玉米价格很快把他推出家门。从秋粮收割开始，短短20天内，当地的玉米价格就从每斤0.85元，快速下跌到每斤0.72元。

    “再往下跌就受不了了。”刘威面无表情，“如果受潮发霉，那就真的只能喂牲口了。”

    不少田地较多的农户面临和刘威一样的问题，他们一方面担心粮价下跌，一方面还担心储存后玉米发霉变质，所以只能选择尽快出手。

    更多的人在低价时赶来卖粮，则是出于无奈：收粮卖粮是个重体力活儿，很多老年人已经无能为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帮忙秋收后，又急于返城，只好把粮食便宜处理。

    78岁的马老汉种了7亩玉米，他和儿子一起，正在把玉米倒进粮商的仓库里。

    整个过程中，他的儿子一言不发，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倒完玉米后，他头也不回地把铁锨扔在地上。为了回家收玉米，在北京建筑工地拉涂料的儿子请了一个月假。

    “他在北京每天挣180元，加上来回路费，一个月就损失了五千六。” 马老汉用惭愧的语气说，他张开手掌，比画出“5000”的样子，浑浊的眼珠里闪出一丝光芒。

    为省下每亩50元的收割机钱，马老汉和儿子钻进燥热刺人的玉米地里，用了4天时间，掰下了7亩地的玉米棒。

    他们每天天不亮就打着手电筒下地，傍晚时分才回家。几天下来，马老汉手心手背几乎已变成一个颜色，黑色的泥灰长进皮肤里。虽然已经过去20多天，他手指的肿胀还未消退，厚厚的老茧上面，是已经磨烂的角质。

    这一天，父子二人卖玉米拿到6327元。除去种子、犁地等2000多元的支出，纯收入仅4000元，还不够儿子请一个月假的损失。

    卖粮的队伍越排越长，队伍最前面两个老汉正围着粮商讲价。他们的玉米水分较高，粮商开出了每斤0.68元的价格。

    “六毛九吧，六毛九吧。”一个老人挠首顿足做嬉笑状，另一个哭丧着脸哀求。

    “六毛八，不是看你们年纪大了，这价钱我都不要。”粮商态度坚决。

    一分钱的差价，7000多斤的玉米少卖了70多元。两位老人拗不过粮商，一人蹬上三轮车，一人迈开弓子步在后面推着，缓慢地走向玉米堆。

    刘威冷冷地看着，不说一句话。换了他，他也会计较。

    指望种地那点钱，能干啥

    相比收粮点的热闹，射桥镇的集市要冷清得多。

    往年这个时候，卖完粮食的人总会添置一些新物件。原本，这是集市全年商业活动的一个小高峰。

    今年完全不一样。以往上午9点就能卖完的猪肉，现在直到12点，还有半扇挂在钩子上，几只苍蝇趴在上面贪婪地吮吸。

    卖床单的小贩拿着话筒吆喝着大减价，但并没有多少人停下脚步。没过一会儿，音箱里就只剩下劲爆的音乐，小贩放下话筒弓着腰坐在凳子上，痴痴地望着过往的人群。

    三五成群的老太太抱怨着今年的光景：“多收了几千斤，比去年还少卖了钱。吃饭看病的钱都不够，哪有闲钱买东西。”她们的战利品不过是几棵大白菜、几卷卫生纸。

    赶集的老人们心疼辛苦劳作一季，却少收入两三千元。但对于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土地和粮食正离他们越来越远。“平时也会给我们寄钱回来，但都不愿意回来收庄稼，不够耽误事儿的。”一个空着手的老人无奈地笑笑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镇上的人，就已不把种田当作主要的收入来源。当时，一亩地几百元的收入，还有不低的农业税费，很难培养农民对土地的忠诚。“指望种地那点钱，能干啥。”集市上卖小百货的老板说。

    镇上的壮劳力纷纷外出干建筑防水工作，大家通常称他们为“搞沥青的”。

    几年前，刘威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他还记得满怀希望踏上列车时的场景：“一车老老少少30多个人全是去搞沥青的，一路上说说笑笑，谈论着那些熟悉的暴发户的名字。”

    到成都后，刘威发现能接到的活儿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建筑工地都停工了，一连几个月都没工作”。这30多个一起去成都淘金的人，今年有20多个回到了镇上。

    刘威看中了流转土地的机会，他觉得“种地最稳，国家也支持。”去年8月，他以每亩每季300元的价格包下了100亩田地，全部种植了玉米。合同一签就是5年。

    “按照去年的行情，稳赚6万块钱。”他看着刚刚种下小麦的黄土地，回忆着当初的想法。但他处理完今年的玉米，算下来刚够本。

    “能咋办呢，再坚持一年看看吧，不行就还得出去。”他眼珠里泛着血丝，嘴唇干裂，牛仔裤和耐克鞋上沾满了土灰，看起来疲惫不堪。他从集市中穿过，一边走一边嘟囔“化肥价又涨了”。

    走出上千米长的集市，就是广袤的农田。因为干旱，20天前播种下的小麦至今还未生出麦苗。一眼望去，满地尽是黄土。

    “放在往年，现在到处都是浇地的。”一位赶路的村民指着身后的田地说，“今年粮食价钱这么低，老百姓都泄气了。”

    刘威也有些心灰意冷。100亩小麦刚刚播种，他也没心情浇水。100亩地的油费以及人工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至于明年的粮价，他心里也没底。可合同一签5年，几个月后的春节，他还要支付6万元地租。“实在不行，只能毁约”。

    国家应该不会不管我们吧

    就在集市东头的收粮点热火朝天的同时，3位分别来自不同省份的粮商聚集在集市另一端的一家饭馆里，他们正在对国际粮食市场高谈阔论。

    余小亮坐在饭桌的一角，他默不作声，紧紧盯着正在发言的粮商，酒杯悬在空中。

    这是余小亮难得的机会，除了能学习一些关于粮食生意的经验，他还期望从这些粮商那里找到信心。

    两年前，余小亮从附近村民手里流转来2500亩土地。他因此成为当地的名人，县电视台记者曾来过3次，宣传他的机械化、规模化农业生产。最近的一次，电视台大大赞扬了他的玉米大丰收，镜头给了他刚刚购置的两座烘干塔一个大特写，看起来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庆。

    刘威也曾受这种宣传的鼓舞，才做起了国家支持的“种粮大户”。

    余小亮的玉米今年增产了25%，脱粒后的玉米粒能装满20节火车皮。但是新闻没有提到，这1200吨的优质玉米让他赔了30万元，“每斤降一毛钱，就损失24万元”。

    因为需要支付田地租金和人工费，在这次玉米价格暴跌中，余小亮和刘威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普通农民。余小亮每亩地一季的租金要400~500元，加上工人的薪资，一亩地的成本在900~1000元之间，而他今年一亩玉米只能卖出800多元。至于每亩土地可固定获得的100多元“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余小亮一分钱也拿不到。补贴归出租地的农民，这在合同里有明确约定。

    因此在过山车般的价格涨落中，他的种田生意更像是场赌博。

    “粮价下跌好像跟进口、关税什么的有关系。”余小亮喝下了两杯白酒。酒席结束后，他红着脸总结刚刚学到的最新知识。

    这位种粮大户并不知道，他这个在中原腹地小镇上种田的农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国际粮食市场的风云变幻中。千里之外的广州码头上，一船船美国玉米漂洋过海而至，靠岸价格才0.66元一斤。

    还有一个事实，余小亮也不清楚。我国从2008年开始，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当年临时收储价每斤高于0.7元，2014年涨到1.13元。同时，玉米产量也从2008年的1.66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2.17亿吨。

    “国家应该不会不管我们吧？”除了需要运气，日夜期盼的“国家补助”是余小亮仅剩的信心。

    就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到：“继续实施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完善补贴发放办法。”

    不过，有学者指出，WTO将我国实行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称为“黄箱政策”，而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8.5%的保护界限，现在已经接近了天花板。换句话说，余小亮已经很难拿到更高的补贴金。而在美国，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但因为政府会事先确定“目标价格”，当该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政府按照两者之间的差价补贴农产品生产者。因此农民不用承担大部分市场风险，从而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

    余小亮看不到这些。他今年种植了300亩葡萄和100亩梨树，望不到边的黄土地上，一小片绿色的葡萄枝格外显眼。如果果园丰收了，他会获得比玉米高出10倍的收益。

    “要是成功了，以后就不种粮了。”余小亮看着长势喜人的葡萄树，眼神里充满憧憬。

乡里娃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tiào]卖粮食：～米。～谷。～粮]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粜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须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粜价是七块半，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
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可总得粜出；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就看不见了。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枝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祆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难得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馀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当，当，当，——“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啰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沽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般梢头拿出盛着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粜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粜出去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好不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像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
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么，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
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1933年7月1日发表）